（2005年8月24日，法华寺）
《爸爸的舌头——天大谈艺录》 ，齐天大（齐一民）/著，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。
一
今年（05）8月22日的“经济观察报”上有一系列文章，是说“新知识分子”的。“新知识分子”是写文章的人新发明的一种称号，它有别于老的关于“知识分子”（intellectual）的地方，在以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能从事或者从事过多种职业；第二，“观念将不局限于分工社会所加给他的专业，而是勇敢地对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”。“这种声音可能幼稚、无力，甚至为人嘲笑，但是却真实而勇敢。那些敢于跨越专业的人是可敬的。而他们的一些人（如我？），更是将观念表达和观念传播作为自己的专业（但我传播什么观念呢？）”
展开剩余77%第三，“这些人在商业、政治和学院之间周旋，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，可以调动这些力量（哪些？）为我所用，争取观念表达和观念传播的自由”（我争取倒了这种“自由”了吗？）。
第四：……一个叫毛向辉的说：“专业余（Pro-Am）” 将抹去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的界限。”
以下这段话也是被我喜欢的，因为我感到它们的每一个字都在说着本人和本人的故事，因此不妨全抄下来，“他们不是老吏抱案死的一代知识分子；也不是学而优则仕的一代知识分子。他们成为热衷于观念生产和传播的新知识分子”。
“任何一个独立思考的人，都不愿被贴以上某种标签，被划入某一类人群。”
二
在我将该摘的摘完和该引的引完之后，这回，该轮到我自己发表我自己的对于“新知识分子”的一点议论了，否则，我就不该被划入——“它”，因为当“它”——“新知识分子”的圈内人，一定要（按第三条定义）有一点自由的主见，就好比当乐队指挥的不能没有双臂似的，即使胳膊断了，想当指挥，也只允许断掉一根。
除非他能用下肢指挥。
第一条本人绝对没问题，本人之一生虽短 ，却长于戴安娜、戴安澜（抗日将军）、邓丽君以及王弼（晋代哲人，死时不到三十），却“脚踏八只船”地从事过N种职业，而且每一种——竟都从事得颇长。比如写书，本人就已写了整十年了，已写成了十几本书；比如当老板，本人也已当了五年多了，而且当得蛮好；比如当外文官，本人当的那种虽不是正宗，却与多国首相有过一面之识，光日本的前后就不下三个。当然，所谓的“一面之交”，是俺识得他们，他们不识俺罢了。又比如当大学教授，本人也快干到第三个年头了。还比如当汉奸买办，本人也不是没干过，只是干得太不像样子被开除罢了！
还有什么来着？
本人竟然忘了自己还从事过哪种行业，我只在朦胧中知道，自己下一个想干的不是别的，就是将军，或者是元帅。
对于一个无正事可做好做和做得好的男人来说，正如歌剧中唱的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该去当兵，而不能一天天谈爱情！”
于是我认为，真正的“新知识分子”，也都该去——当兵。
在战火中，让新知识和新知识的“分子”们——去永生去升华吧。
三
我是一惯反感Professional（职业化）的人。Pro——作为人类分工的产物，是一桩十分可怕的事，因为它会使从事一种固定职业的人失去原始的觉悟和兴趣，更不要说乐趣了。我从不认为这世界上存在哪怕是一种令人终身兴趣不减的职业。比如说娱乐业，本该是最令人愉悦的职业了，可不幸的是，一切不愉悦的故事，似乎都从那个圈子里传出，而且不断地传出，而且一个接一个地传出。笑星本是该让人笑的，可笑星一早逝，便令人潸然泪下。大喜瞬间成了大悲——都是职业化搞的，职业化后的过劳，使笑——成了失笑，成了苦笑和苦笑不得。
当职业总统和职业皇帝皇子所带来的职业的苦恼，恐怕只有博仪、查尔斯和小布什一类的人才知道；当终身教授好吗？由于本人眼下也在学校中“行走着”，因此十分想有朝一日，俺也当个终身教授，可又一想，我用那似乎还将漫长下去的“终身”，去教什么呢？有谁会听一个人的终身絮叨呢？“絮”字之下，是一团“丝”，而“叨”呢，是口中衔刀，贾宝玉口中衔玉问世，尚没活过“大清”，何况“衔刀问世”之人？父母终身教授子女如何做人，子女还只听到一半，就离家出走，就进大学学堂去听命于那里的终身教授们去了。这是一个小小的轮回，父母想当孩子的终身教授，不成；大学中的“终身教授”们想教到寿终正寝，又无终身受用之真理好传授，因此上，“终身”，变成了“终了身子”、成了“死亡”的代用语。
任何一件事，只要想始终不变，是人也好，是物也罢，都行同死亡。
我四十多岁还四下变化角色，终究的原因，就是企图——永久保留自己的一条如涌动中的生命之河，只要它还在变，还在跳跃，还在弯延中行进着，我这股生命的小坏水，就不是死水，就还能——养出金鱼和水草以及——王八和皮皮虾。
虾好。虾是爱蹦的，而一直在跳蹦着，无论是有肉还是有灵的，那，不就是这篇报上说的——“新知识分子”吗？
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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